1958年8月，“两弹元勋”邓稼先接受了的研制工作，调到了新筹建的核武器研究所，负责领导核武器的理论设计。

　　面对给国家放个“大炮仗”这一项复杂而又精密的工作，领导竟然给邓稼先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要求：上下班不准骑自行车。

　　当时，国内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差，在研究“大炮仗”这一行可是空白，连可以查的相关资料都没有。

　　邓稼先就是在如此简陋又艰难的环境下，带领了一队大学刚毕业的“小白”大学生，从零做起，开启了这项秘密的工作。

　　这就令人费解了，这开发跟自行车有什么关系？难不成骑个自行车也会泄密？

　　接手开发的工作后，邓稼先就带着自己的小团队在办公室苦读柯朗的《超音束流与冲击波》，刚毕业的大学生们毫无头绪，无从下手，邓稼先就一边讲课，一边带着大家讨论，一遍又一遍的推理公式。

　　邓稼先的研发之路，是从零开始的。不仅仅是在学术上的白手起家，甚至连实验室都要自己亲手盖。

　　上班的路上脑子也不能闲着，还在算着参数，一不留神就栽进沟里去了，甚至走在路上也会分神，差点撞着电线杆子。

　　这怎么能行？危险系数仅次于酒驾了！出于安全角度考虑，领导们就给邓稼先下达了“上下班不准骑自行车”的命令。

　　都知道脑力劳动需要碳水化合物，科研工作搞得如火如荼，却遇上了全国闹饥荒，伙食跟不上。

　　邓稼先和同事们饿的脚脖子都浮肿透明了，整天头晕眼花吐酸水，这脑子哪还会转啊！实在没有吃的，就拿酱油兑水，当营养液喝，真是让人心酸。

　　如此惨状，周恩来都心疼了。在一次汇报工作上，周总理得知了科研小队的情况，专门安排了一顿“饕餮盛宴”：白菜肉片汤、咸菜、馒头。

　　别看如此寒酸，这是周总理都没舍得吃从嘴边剩下来的，自己只能喝点玉米粥兑水。

　　邓稼先与妻子许鹿希新婚前几年，住在中关村的科学院宿舍，每天邓稼先会骑着自行车往返家和公交车站，就是为了接妻子下班。

　　白天，邓稼先把一分一秒都耗在工作上，晚上到家对妻子孩子也没什么话说，就是沉思工作。

　　一天去图书馆查资料，碰着前来找他谈工作的同事，同事很惊讶，作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也好、著名核物理学家也罢，哪种身份不能配个小轿车呢？

　　国庆前夕，邓稼先的身体每况愈下，但还是想去感受一下祖国的日益强大和节日气氛，在家人的强烈反对下，他勉强带着警卫员出行。

　　缘分就是如此奇妙，许鹿希18岁那年，邓稼先阴差阳错成了她的物理助教老师。

　　一来二去，两人就熟络了起来，再加上两家的世交关系，感情迅速升温，剩下的事自然水到渠成了。

　　婚后夫妻俩举案齐眉，深爱着彼此，有着共同的观点和爱好，可以说是难得的“灵魂伴侣”。

　　1958年，邓稼先接手了的研制工作后，直到1986年去世，这漫长的28年，都是许鹿希独自走过的。

　　一个“单亲式”的妈妈，上有两个年纪幼小的孩子，下有四个需要赡养的老人，这段“丧偶式”的婚姻，无论受了多少委屈，许鹿希从来没叫过苦。

　　怎么可能不苦呢？现如今，多少家庭是四个老人伺候一个孩子，还觉得忙不过来，何况是两个孩子呢？

　　可见许鹿希的爱有多么伟大，她的爱可以撑起两个家庭的重担，面对亲朋好友的非议和不理解，也不曾抱怨一句。

　　1964年10月16日，爆炸成功，举国欢庆，大街小巷都充斥着喜悦的气氛。

　　生死弥留之际，老人最后的心愿当然是见到自己牵肠挂肚的儿子了，可邓稼先哪里能离开呢？

　　爆炸正在最关键的时刻了，组织上答应他，任务成功后第一时间安排他回家探望母亲。

　　邓稼先结束了手头的工作赶到医院时，母亲已经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，儿子的呼喊都听不到，只能捏了捏儿子的手，便撒手人寰，从此阴阳两隔。

　　邓稼先是很喜欢小孩子的，1958年之前，他工作之余就会带着两个孩子郊游，陪孩子游泳，去颐和园划船，学自行车，可以说是一个满分老爸了。

　　后来孩子们整天见不到爸爸，甚至问许鹿希，是不是和爸爸离婚了？还有亲戚朋友会问，邓稼先还活着吗？

　　有一次邓稼先回家取衣服，来去匆匆，孩子们许久见不到父亲，自然是十分想念，追着爸爸的后头跑，可邓稼先头也不回。

　　很长一段时间孩子们都对爸爸的转变很不适应，也很生气，埋怨爸爸不像小时候那么亲他们了。

　　刻板印象中的“理工男”大多是木讷不识风趣，在艺术或音乐上貌似也没什么爱好。

　　但邓稼先不同，从小就非常喜欢音乐，爱听京剧，工作后更是喜欢听交响乐，调剂心情。

　　那会儿看京剧是很主流的，票不好买，估计像现在周杰伦演唱会似的，开票几分钟就抢光了。

　　事后还得意洋洋地跟同事炫耀自己当“黄牛”心得体会，怎么判断一个人是否想退票之类的，还带现场教学的。

　　工作烦闷之时，邓稼先经常听交响乐来舒缓紧张的心情，平时喜欢听听舒伯特、贝多芬，经常听的曲子是《田园交响曲》、《命运交响曲》。

　　可以说音乐陪伴邓稼先走过了最艰难的时期，也是在音乐的陪伴下，中国核武器的“命运之神”在敲门。

　　邓稼先彷佛用音乐做媒介，在向世人诉说，中国人不会就此认命，事实也证明，他做到了。

　　的成功爆破后，许鹿希原以为，曾经幸福的生活又要回来了，自己终于熬出了头，可谁曾想，等来的是丈夫癌症晚期的噩耗。

　　根据邓稼先的同事回忆，工作上无论大事小事，邓稼先都要亲力亲为，压力是难以想象的。

　　1985年，邓稼先被确诊患上了直肠癌，并且病情较重，属于直肠癌中晚期，癌细胞已经扩散了。

　　直到他去世前一个多月，医院觉得无力回天，通知家属准备后事，许鹿希才知道邓稼先的病情。

　　一个女人苦等二十八年，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，一路上受了多少非议与委屈，其中的心酸又有谁知？

　　还没等到一起与丈夫分享成功的喜悦、还没等到与丈夫诉说这些年的不容易、还没等到丈夫与一双儿女的团聚，就要为丈夫准备后事了。

　　临终时，邓稼先对妻子说，他不希望在未来的发展中，其他核大国在核武器、核能等技术发展中，把我国落下太多。

　　可能邓稼先不是一位称职的丈夫，也不是一位负责任的爸爸，甚至是一个“不孝”的儿子，但他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的精神，值得我们永远将这位英雄铭记在心中，并且向子子孙孙去歌颂他的辉煌事迹。

　　现如今，如数的“鲜肉”、“爱豆”、“流量”层出不穷，多到泛滥，有的明星无论是人品还是业务能力都无所建树，空有一副好的皮囊，却让年轻一代顶礼膜拜，甚至“氪金”追星，迷失了方向。

　　有些战斗英雄，我们只是听过他们的名字；有些科学先驱，我们只是了解他们的事迹。

　　就像邓稼先，一个科学家能做到视死如归，把自己所有的青春、智慧甚至生命都无私地奉献给他的祖国，把中国国防自卫武器引领到了世界先进水平，使得中华民族完全摆脱了任人宰割的危机，这难道不值得我们为此去“追星”吗？

　　事实上，只要把“追星”的劲头用来钻研一位民族英雄，也会发现他们身上不仅有优秀的品质，也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，要为我们的下一代树立正确的“ 追星”观。